?
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人,又手握重兵,天时、地利都是占到了的,现在好像只差人和。
人和是什么?在自己的心中,那是众人推。民国政|府里,不乏有文武重臣对自己做皇帝的暗示表达出坚决不从的意见,连跟随多年的亲信段祺瑞参谋总长、黎元洪副总统都直接表达反对,即使自己表示他们将来上朝时可以“入朝不趋、赞拜不名”都不行,这让老袁举棋不定。
“杨皙子也向父亲递话,说古今英雄,值此非常之时,当作非常之事。现在天下归心,父亲当断不断,必受其乱。”袁克定借别人之口,故作危言耸听之声。
“杨度还是这么热心!”提到他,老袁终于露出一丝开怀的意思来。在诸多文臣谋士之中,是杨度最早鼓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。早在清末,他被派往东京时即鲜明表达了自己的从政主张。他在东京和孙逸仙就中国革命问题辩论数次,“聚议三日夜不歇,满汉中外,靡不备论;革保利弊,畅言无隐。”章士钊在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》中就提到,他不赞成孙的革命思想,但他将黄兴介绍给孙逸仙,促成孙黄合作。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,孙逸仙力邀杨度参加,他拒绝参加,愿各行其是,他表示:“吾主君主立宪,吾事成,愿先生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,度当尽弃其主张,以助先生。努力国事,斯在今日,勿相妨也。”
从这段历史可以考证,他绝不是借帝制以幸进的小人,所以袁世凯对他也是极为信任。所以民国四年的时候,杨度与孙毓筠、刘师培、李燮和、胡瑛、严复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,自任理事长,主张君主立宪,争论“从学理上研究君主皿煮,在中国孰为适宜?”
此时正值国内救国运动正如火如荼之际,洪宪帝制的理论家杨度将对日交涉之愤懑、国家不富强之根本问题,归于立宪君主之不至。他隐晦地承认了以二十一条为表征的国家贫弱问题,是需要君主制来解决的。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一日,杨度呈送《君宪救国论》,“中国如不废共和,立君主,则强国无望,富国无望,立宪无望,终归于亡国而已……故以专制之权,行立宪之业,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。”
不知是作秀还是真的惺惺相惜,袁世凯读完《君宪救国论》却大加赞赏,称之为“至理名言”,并亲自赐匾题字,赐杨度为“旷代逸才”。毫不理会梁启超的“杂音”。此时,《中日民四条约》签订仅有一周,墨迹未干。
凭心而论,袁世凯想做皇帝,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。早在四年前他作为大总统上任时,其排场即与新皇登基无异。后来通过排挤国民党和国会,然后修改宪法,可以做无限期大总统并可以直接指
请收藏:https://m.jqxs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