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日开始,天津、保定、太原、杭州、上海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、广州等大中城市,先后爆发了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;许多地方的工厂也举行罢工。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;并发出通电及出版各种救亡刊物,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,出兵抗日。当年12月下旬,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北平学联组织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,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,并开始踏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。此后又在宣传团的基础上,进一步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。其后上海、武汉、济南等地学生也纷纷下乡宣传;与此同时,一些原来不愿意参加政治活动的教授、学者也发表文章,主张抗日、主张全国合作。一时间,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。
此时,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抗日的态度,自“华北事变”后也在发生变化。当年蒋介石对日本一再退让,本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上的。然而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,最终打破了这种幻想。“华北事变”的发生,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,并且直接威胁到它的生存。于是,南京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了。
还是在1935年11月19日,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,通过一个议案。当时蒋介石在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:
“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,决不放弃和平。牺牲未到最后关头,亦不轻言牺牲。”
这句话,虽然是说现在还不能“放弃和平”或“轻言牺牲”,但又是表示如果“最后关头”到来,那也只好“放弃和平”并且决心“牺牲”了。例如次年1月,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宣布包括实行“中、日、满经济合作”亦即承认满洲国等条件在内的“广田三原则”,这便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了。他后来曾写道:“当时的情势是很明白的,我们拒绝他的原则,就是战争;我们接受他的要求,就是灭亡。”当时,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,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已经越来越窄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南京政府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,要求苏联的援助,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。蒋介石后来作了这样的解释:“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,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,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。”
最初是在国外,蒋介石密令邓文仪同在苏联的王明进行对话。邓文仪当年是蒋的侍从秘书,后出任驻苏大使馆武官。当时最初的接触是在莫斯科,主要是探讨苏联在军事上的动向。当年秋天,邓文仪马不停蹄回到莫斯科,与当时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多次的会谈。但由于多种原因,当时这种努力没有什么结果。
此时,红军长征--可说一项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已经胜利完成,蒋介石在“剿共”的同时亦开始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,于是他就生发出在国内寻求与中共谈判的想法。而由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?思前想后,蒋介石想到了宋子文。
“你是说,我们和中共谈判?”宋子文仍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“对,和中共谈判!”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。
“那么--让谁去谈呢?”
“我看你先联系中共高层,摸个底再说。”
“一是你先前是武汉政府过来的,和中共有一定的交往。再说,第一次国共合作时,你又是政府部长,和毛润芝、周恩来等人都很熟。更重要的是,那边还有你的二姐宋庆龄。我想了好久了,非你莫属。”
“看来你还真了解我。要是这样,你不会待将来‘清党’时把我给清除了吧?!”宋子文开了句玩笑。
“我敢清除国舅?怕是我还没有两个脑袋呀?”蒋介石也笑着调侃道,“要尽快去联系。具体你怎样工作?找谁联系?我就不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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