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的需要，来分发这些物资。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，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“保卫中国同盟”，简称“保盟”，以与早年成立的“民保盟”相区别。

　　1938年6月14日，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。“保卫中国同盟”成立会议，今天要在这里举行。

　　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，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。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--住房不大，客厅更小；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大道之行”，下联是：“天下为公”。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。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，当时正值酷暑季节，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。在厨房里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，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，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。

　　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，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。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，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，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，也是十分清贫的；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“高级难民”，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。当时，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：“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，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。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，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，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。”

　　会议开始后，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，即在“需要者（即中国人民）”与“资金、物资捐赠者（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）”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：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，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。

　　当时，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，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。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。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。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，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。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，会长宋子文（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），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（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）、冯玉祥（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）、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、美国议员罗伯逊、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、美国报业巨子卢斯、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。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。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，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，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，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。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，廖梦醒、王安娜、邹韬奋、金仲华、陈君葆、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。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、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。

　　保盟成立后，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，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。当时她讲过：“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，中国是一个公开的战场。”她对欧美听众发表谈话说，“中国人民在斗争中已经在帮助着你们”，因此在需要者和捐赠者之间，是互相帮助的国际主义关系，而绝不是“乞求”和“施舍”的关系。当年，她创立了一种全新的理论，开创了一种既让外国朋友帮助中国人民抗日，又不许外国势力借机在中国土地上施加政治影响的良好局面。

　　这一天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爱泼斯坦迈着潇洒的步子，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，向宋庆龄的香港寓所赶去。作为保盟的宣传委员，今天他就要正式开始工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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